在这种情况下，良性违宪的举措不无道理。
根据1962年宪法,巴基斯坦建立伊斯兰教机构,这些机构没有立法权,其成员中也有世俗论者。[8]Safdar Mahmood, Constitutionnal Foundations of Pakistan.2d rev.ed.1990.p634.[9] National Assembly of Pakist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As Modified upto 31st July, 2004).[10] National Assembly of Pakist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As Modified upto 31st July, 2004).[11] 1985 P.L.D.S.C.8; 1992 P.L.D.Lah.l.see Farooq Hassan, Religious Liberty in Pakistan: Law, Reality, and Perceptio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2, p.289.[12] National Assembly of Pakist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As Modified upto 31st July, 2004).[13]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2卷文件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在伊斯兰教以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禁止穆斯林放弃伊斯兰教信仰,一旦违反将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罚的规定。[5]David F1Forte, Apostasy and Blasphemy in Pakistan, 10 Conn1J1Int'l L127, 1994.[6]Ann Elizabeth Mayer, Islam and the State, 12 CARDOZO L1REV11015, 1042-1043 (1991).[7]〔巴基斯坦〕I.H.库雷希主编:《巴基斯坦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第593-594页。特别是穆沙拉夫总统上台以来,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穆斯林占到全国人口96%、伊斯兰教被奉为国教、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经训是国家立法的主要依据的巴基斯坦,探讨宗教自由权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可见,巴基斯坦虽然是伊斯兰共和国,但多种宗教和伊斯兰教内部多种教派共生共存。谁不信恶魔而信真主,谁确已把握住坚实的、绝不断折的把柄。[48]也正因为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时有学者为陈鸣不平，如赵立人：《客观评价陈炯明》（《学术研究》1999年第3期）、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的理想和道路——以民主联邦制为考察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等。
[1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27页，中华书局, 1979年版。广东如此，其他省也自不甘人后，如新浙江、新云南、新河南等，莫不鼓吹本省优于他省之观念。再看绅士，应当讲，无论是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还是整个清末民初的宪政风潮，绅士们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所说的立宪派，实际上大部分为绅士出身，根据张朋园先生的研究，立宪派90%有传统绅士功名背景，大多富有，且许多绅士阶级任务随着时代转变，曾经入新式学堂就读，或去海外留学，如去日本留学者即多达105人（6.4%）。[41]可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清末民初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冲突与调适，构成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风潮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也说明一个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才是地方治理优化、地方公民权利保护的坚实基础。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宪政实践，尤其是民国初期的省宪和联省自治风潮，其初衷是在军阀混战、国家实质统一暂时无望的情况下地方先行宪政、然后各省联合，最后实现国家统一与宪政大行的双赢。
而赵恒锡１９０５年加入同盟会、１９０８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１９１１年任广西新军协统响应武昌起义。[39]（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第337-3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下，中西、古今，往往是彼此交织的。如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在英考察大概情形暨赴法日期折时就指出，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于地方自治之完备……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9]，即认为西方国力强盛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商业等因素，而和其地方自治制度能熟悉民情、积聚民力有关。
如果说上述将地方自治视为凝聚民力进而增加国际竞争力的言论是因为官员所奏而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嫌疑的话，那么其时士人们对于地方自治又是如何理解的呢？早在戊戌维新之时，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就将行地方自治作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独特途径，即就天下万国比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则其国基愈巩固，而民愈文明。只是地方权力坐大已久，又有地方自治之宪政学理的政治正确，如何改变其时的中央地方乱局、实现现代国家的整合，便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至于士绅，虽然中国历史上有皇权与绅权共治的说法，但毕竟是一种非正式权力，兴办地方自治，无疑可以使其在地方权力体系中的话语权得到显著加强。地方自治者，为今日世界立国之基础。
[6]（美）福山：《国家构建：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但绅士们能否承担起地方民权伸张、地方治理优化的使命和进一步带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救亡图存乃至在中国成功完成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建国（state building）洪业（GRAND ENTERPRISE）呢？一方面，绅士们虽然有不少熟悉新学，但毕竟代表了传统地主阶层，至多作为具有浓厚封建背景的绅商，诚如王先明所指出的，绅士阶层毕竟属于传统而不属于未来，以传统的力量来肩负新时代的重托，其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与其固有的社会地方及其属性自然相去甚远。
[39]缘何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恐怕就在于军阀们渴望统一，但军阀本身，就意味着不统一和分崩离析，军阀内部派系林立，上下级之间的效忠以私人关系和金钱、利益的恩典为基础，同时也缺乏足够的军纪与军人的荣誉感。[46]如广西平南县在1931年前各团局总揽本区民政、军事、财政等事务，可以设卡收捐，独立收支。
[44]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3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2]而到了190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救亡图存局势呼声的高涨，地方自治作为救亡之道更是由早先维新论者的率先倡导演变为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可以说，这种地方主义的观念，在清末民初的宪政实践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从洋务运动时期地方率先兴办实业、到戊戌维新时期各种地方学会的建立，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康梁保皇派内部还是同盟会团体内部由于省籍意识而导致的不合与争斗[23]，一直到民初联省自治时期以本省人办本省之事拒绝中央政府对于省行政长官的任命，均可见这种地方主义的影响。[44]绅士们所固有的保守属性使得不少新政业务虽然看上去红红火火，但对社会民生的助益却乏善可陈，毕竟，建立一套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对他们来说，可能属于不能承受之重。虽然当时废督口号喊得很凶，但如不真正裁军废督只能流于形式，而要裁军，退伍士兵的安置便成为一大民生难题，所以除了承认各省一部分的自治权使各省人士保留相当的自治活动（即采取联邦制），中国要想真正统一、达到裁兵废督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21]。洪杨之变后，具有中兴名臣之美誉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挟平定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的克里斯玛权威，掀起了近代中国的改革序幕，当时虽然中央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同文馆等新式机构，但具体的改革事务则多是由这些沿海省份之督抚推动的，效果也主要见于这些省份。
[31] 而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治理能力的飞速提升，也说明，良好的地方治理绩效、地方公民权利的真正彰显，必须建立在一个具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基础之上。[50]可以说，清末地方自治的兴办，尽管其宪政学理与过程设计多舶来自日本，但之所以与日本地方自治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命运，恐怕并不在于学界以往所谓的封建力量过于强大，而恰恰在于当时的统治力量实在不够强大，也即是说，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恐怕也不在于其兴办主体之官治色彩的强弱，而在于当时中国地方割据的现实很难称的上一个真正有效治理的统一国家。
[1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16页，中华书局, 1979年版。[20]其中《民国统一问题》（篇一），刊于《太平洋杂志》第1卷第8期，1917年，《民国统一问题》（篇二）刊于《太平洋杂志》第1卷第9期，1917年，《民国统一问题》（篇三）刊于《太平洋杂志》第3卷第7期，1922年。
相反，由于兴办地方自治事务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而带来一系列新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以至于本意为优化地方治理的地方自治反倒引发了民众大量的不满和抱怨、乃至暴动抵制。但很大程度上，他们所主张的自治，实际上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公民自治或者人民自治，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士绅自治。
及至民初，在沸沸扬扬的联省自治风潮中，尽管一省人管一省之事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即所谓湘人治湘、川人治川，但这湘人也罢、川人也罢，真的是广大湖南、四川人民吗？实际上，此时的所谓湘人和川人，仅仅指湘籍和川籍的士绅以及当地的军政领袖，也就是说，虽然冠以地方自治之名，但到底是谁之自治？应当说，这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文辞问题，而是直接关涉到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政治实质，甚至决定了其在宪政史中的发展、走向与宿命。因此，通过地方自治来凝聚民力，进而增强国家竞争力，可以说是当时帝国主义竞争国际大背景下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想法，而且也是民族国家这种新兴的国家权力组织体制相比于王朝国家之竞争力优势所在。正因为如此，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明治政府的建立，强有力的官僚集团的组织，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得以形成不可缺少的首要原因，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就不会与宪法发布同时建立起来。[8]翁贺凯：《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载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38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而在史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则更为丰硕和深入，如马小泉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析了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的关系，章开沅在评述张謇在清末政治风潮中的作用时也专章考察了张謇在清末南通地方自治中的作用，朱英则分析了近代商人在清末地方自治风潮中的角色[3]。政学两界旨在通过地方自治实现国家统一、地方安宁之梦想，即就意味着此时的地方自治，显然并非一种单纯的地方治理制度或者权利保护模式，而是一种建国蓝图的体现。
二者堪为法学界对于该问题在研究视角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品。[25]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而且，民国初年关于联省自治、省宪的宪政论争和实践从头到尾都充满争议，如陈独秀就直接斥其为联督割据。[2]朱国斌：《近代中国地方自治重述与检讨》，载于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2卷，第331页到底417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其根本原因在于 ：新政权具有高度自主性 ,从而能够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条件下 ，克服重重困难 ，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确保税收人员和纳税人遵从国家统一的意志。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从清末立宪的试图解决中央地方关系困局的集权化努力，到袁世凯时期试图凭借个人权威试图削减督军权力进而实现中央地方关系的正常化，乃至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内部派系林立而无法实现国家的有效整合，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统一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建立之政治历程，恰恰说明，摆在当时中国政治家面前的核心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相比于古典王朝的显著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的垄断化与集权化或者说中央权威的不受挑战、国家认同高于地方认同。对此学界讨论颇多，兹不细述，可参见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中的系统梳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另外，史学界关于清末民初地方咨议局、议会运作的研究也颇为丰硕。
故凡欲立国于现世界之上者，非先厚其国民之竞争力不可……立宪政体者，所以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正因为现代国家的权力实际上一种集权化、垄断化的权力，所以在清廷中央看来，地方自治一源于中央统治权，二为官治之补充，其目的则在于通过地方自治积聚民力进而增强国力以立足于帝国主义的竞争时代。
同时，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也必须改变现有地方坐大、中央政令不畅的混乱格局。但这样的主张为何在当时没有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一方面，用当时联省自治理论的集大成者与湖南省宪制定者李剑农先生的话说，对于联治制度，赞否的两方，都没有真确的认识，没有为国家谋统一的诚心，反对联治的，挟着一种单纯的武力统一思想，固然不解联治的精神所在，便是附和联治的，也不过是假他为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
[5]张鸣：《失败的自治与必须正视的难题》，载于《读书》2007年第11期第55-56页。[16]〔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86-187页，.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